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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制造所需要的加速器零件带回国一路上被美国特务监视盘查

  【导读】已故的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是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中国第一颗研发需要的静电质子加速器就是赵忠尧采购零件后带回国组装完成的,他为研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试验。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力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是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报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还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而已。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200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40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

  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1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的公司供应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又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就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

  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息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我在十余年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于我们初学的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

  我第二次去美国期间。为了联系定制器材,曾先后访问了几个科学实验室,在那里短期做静电加速器实验,利用云雾室做了宇宙线实验。在这个过程中,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学术上的友谊。可惜以后由于中美长期断交,一直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敛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

  1949年,我开始作回国的准备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不巧的是,我起先联系的是一个官僚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货已经存到了他们联系的仓库里。为了将器材运回新中国,必须设法转到别的运输公司。我利用1949-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货取出来,重新联系了一个轮船公司,办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没想到,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这批仪器设备。他们不但派人私自到运输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调查。幸好,加州理工学院回答问题的杜曼(Dumand)教授为人正直,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扣去了部分器材。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他们扣下了四套完整的供核物理实验用的电子学线路。不仅因为这些线路正是我们所急需,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线路是麻省理工学院宇宙线实验室罗西主任专门派人为我们焊接制造的。后来实在检查不出什么问题,联邦调查局又把这些扣下的器材运回了加州理工学院。中美间恢复通信后,美国的同行科学家们还来信表示,器材由他们暂时代为保管,中美建交后就寄来给我。回想定制器材的前前后后,若没有这些国外同行的帮助和支援,这件事是很难办成的。我对联邦调查局私自开箱检查一事极为恼火,偏偏运输公司还找上门来,要我交重新包装的手续费。我当时就发火了:“谁叫你们打开的你们向谁收!我的东西你们随便给人看就不对!”运输公司的人回答说:“那是什么机关,能不让看吗?”是啊,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想只要器材能运回来,再付一次费用也只好算了。这样,我在美国定制的这批器材装了大小三十多箱,总算装船起运了。

  1950年春天,我也准备返回祖国。但是,这时中美之间的通航却已中止了,我不得不想别的办法。取道香港很难得到英国签证,绕道欧洲又颇费时日。这时,一家轮船公司愿意帮忙办理香港的过境签证。经过五个月的等待,我与一批急于回国的留美人员终于得到了香港的过境签证,于八月底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可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又来找麻烦,把我的行李翻了一遍,偏偏扣留了我最宝贵的东西:一批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硬说这些是“不需要的东西”。轮船终于开动了。我尽管可惜那些书籍,倒还庆幸自己得以脱身。

  没想到,旅途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船到日本横滨,我和另外两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人又被美军便衣人员叫去检查,硬说我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随身行李一件件查,连块肥皂也不放过,称之为“看起来象肥皂的一块东西”,扣下待查。可惜我的工作笔记本都被抄走了。大件行李压在货舱里拿不出来,还要等空船从香港返回时再查。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关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无论我们怎样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执行华盛顿的决定。没有权力处理你们的事。”同时,台湾当局则派各种代表威胁劝诱,说只要愿意回美国或去台湾,一切都好商量。如此纠缠了两个月之久。我那时回国的决心已定,反正除了中国大陆我哪儿也不去,一一回绝了这些纠缠。只是不知事情还要拖多久,便决定利用在监狱里的空闲,找到一位同住的懂日文的中国难友当老师,上起了日文课。直到这一年十一月中,在祖国人民和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声援下,我们才获得释放,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